竹

出尘入世同一枝

佛寺中爱种竹，边边角角总能找到一两丛。北京的红螺寺有元代的竹林，扬州大明寺的一小丛青竹也留在我的印象中，后来到印度迦兰陀去看佛陀居住过的竹林精舍。其实，竹在印度简直无处不在，并不需要刻意栽种。

常见的竹子不过毛竹、凤尾竹、淡竹、旱园竹、刚竹几种，但从植物学上来说，禾本科竹亚科里的竹族是个大家族，可分为十多个属，上千种植物。除了欧洲大陆以外，其他各大洲均发现过原生的竹子，其中东南亚、印度和中国是竹子分布最集中的地区。就竹子的使用而言，苏东坡说的“食者竹笋，庇者竹瓦，载者竹筏，炊者竹薪，衣者竹皮，书者竹纸，履者竹鞋，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”，在江南、华南、西南算是有点道理，而在北方，竹子就少了，没那么常见，也不常用。但就文化形象来说，竹子在宋以后成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元素，以致美国历史学者李约翰说中国的文明乃是“竹子文明”。

六七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的部落就使用竹制器物了，大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“竹”字符号，殷商时代用竹子来做箭矢、书简，周代用竹子做乐器排箫，秦代拿竹子来制布、当笔管，少数民族也早就用竹材建造房屋来住。很多习俗、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例如竹管毛笔、竹楼、竹棉衣服等，当然还有竹笋，从西周开始一直吃到现在，目前还是离大众生活最近的“竹子文化”。开丰

可是竹子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作为承载文字的工具——竹简。商代末年人们就已用竹子做简刻写文字，虽然那时候龟甲还是主流，到春秋战国秦汉时代，竹简变成了最常用的文化承载物，直至南北朝时期才被纸完全取代。

在中国的花木象征世界里，竹子和松树一样是最为久远的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用“瞻彼淇澳，绿竹猗猗”赞叹河边绿竹的茂盛，这可以说是赏竹的一个源头，此外，秦始皇、汉武帝的宫廷园林中也出现过竹子的身影。可是就像大多数花木是在南北朝时得到文化意义上的“创造”和“赋予”一样，那个时候诞生了最早的咏竹诗及专著。世界上最早有关竹子的专著《竹谱》，成书于公元3世纪。书法家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有提到“茂林修竹”，他的儿子王子猷说得更夸张：“何可一日无此君！”

之后手拿毛笔的文人对竹子的亲近感就强烈起来，竹林成为容纳文人遐思的想象性空间。尤其宋代文人热衷欣赏竹子，松、竹、梅“岁寒三友”的说法是宋代才有的，它们是在冬天仍然可以欣赏的花木，也是德行的象征。至于明代人发明的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的说法，却与“三友”有根本的不同，前者全是户外的树木，正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文人一种心态上的微妙“出走”。开丰

苏东坡是“竹林七贤”之后的又一大文化偶像，他在黄州吃竹笋、游竹林，还写过很多和竹有关的诗歌，交好的朋友文同又是画竹名家，后来就成为各种佳话的来源。贯穿竹子象征世界的是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尘这两种人格理想，竹子一方面象征直挺、常青不凋、不畏严寒这种虚心进取、刚正坚贞的人格，同时也有山林隐逸的出世色彩，这正是竹子美学微妙的地方，进取者和退避者可以各取所需。

因为承载了诸多文化意义，竹子在明清园林中自然是“标配花木”。无论毛竹、凤尾竹、淡竹、斑竹、箭竹、紫竹，江南的园林、佛寺都爱在院墙边种一些，四季带来青翠的绿意，风中有摇曳之声，月夜有清疏竹影。在当时文人的世界里，“丝竹”悦耳比不上竹林品茶的雅趣。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上，竹子作为某种更为稳固的文化象征，四季青绿而没有诱惑性的大红大紫的颜色，“万花颜色终有谢，幽竹清阴待我问”，就像一位可靠可敬的挚友一样。

梅

梅花：寒冷的限度

古人没有KTV，没有电影院，大冬天也没法坐飞机跑到热带海滩度假，那些寒冷的日子在心理感觉上格外漫长，而梅树在农历小寒的时候就从叶腋间冒出花来，虽然每节上只有一两朵，可一树、几株合起来总归有点粉红的色彩，散出一丝清香，足以让憋了大半个冬天的江南文人念叨个不停。开丰

我对梅花最初的印象完全来自中学语文课，书里有元代画墨梅的王冕勤苦自学的故事，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格言就挂在教师墙上，比南宋诗人林和靖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简单好记。可惜我上学的地方是个西北小城，没办法像江南的诗人那样找个墙角“踏雪寻梅”。说到底，梅花主要是在湿润的长江流域广泛种植，那儿有些地方也会下雪，可没有北方那么彻骨地寒冷。在黄河以北梅花不大容易成活，据说最近二三十年才有植物学家培育、引种了一些适应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严寒气候的新品，可我那时候还无缘以见。

近代以来欧洲人首先从日本了解到梅花，所以拉丁文名字里有日语发音“mume”，可日本的大多数梅花品种是公元8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去的，读音也来自汉语。1815年植物学家克拉克·阿裨尔曾把中国的梅引入英国，但是梅花在欧洲却没有像月季、菊花、茶花那样受欢迎，这似乎是不同的审美观带来的差异：欧洲人一向喜欢花大色艳的花木，而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，小小的梅花之美不仅在于花朵本身的大小、颜色、香味，还在于梅树曲欹的姿态，以及对梅花典故的一系列联想，也就是“韵味”。比如宋人张镃就列举过可以和梅花相映衬的26种幽境雅物：淡阴、晓日、薄寒、细雨、轻烟、佳月、夕阳、微雪、晚霞、珍禽、孤鹤、清溪、小桥、竹边、松下、明窗、疏篱、苍崖、绿苔、铜瓶、纸帐、林间吹笛、膝上横琴、石枰下棋、扫雪烹茶、美人淡妆簪戴。美则美，可都孤零零清寒得很。开丰

从现代植物学角度看，宋代诗人写的许多咏梅诗是关于蜡梅（又名雪梅、黄梅、干枝梅)的，与梅花其实有差别：梅花属蔷薇科，而蜡梅属蜡梅科，长得明显比梅树要矮，而且开的花通常是黄色，结出的果为瘦纺锤形，都与梅花不同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分辨说：“此物本非梅类，因其与梅同时，香又相近，色似蜜蜡，故得此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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蜡梅是中国原生的植物，大约在1611～1629年期间传入日本，1766年从日本传入欧洲，由于它需要的气候条件要稍冷而又不能太冷，在欧美好像只有极零星地方有种植。奇特的是伊朗倒是有不少蜡梅树，很可能是宋元时候的波斯商人带过去的吧。

关于梅花的典故，最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时期，南朝官员范晔于元嘉七年（430年）十一月随大将檀道济北征中原，最远打到了今天的济南附近。次年早春，友人陆凯摘下一枝梅花，托邮驿赠送远在长安的范晔：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可惜范晔他们出征并不顺利，年中就以失败告终，留下“元嘉草草”的故事。这枝梅花就算寄到了军中，想必一路奔逃的范晔也找不到瓶子保存吧。以前我曾经以为那种细细高高的“梅瓶”是专门用来插梅花的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古人装酒的器皿，因为瓶颈窄小只容梅枝插入，就得到这个雅称。开丰

几年前到成都玩的时候看过有农民在自行车后面装着一竹筐的梅枝，上面刚冒出粒粒花苞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折来的，周围的人就围过来买，据说插在水瓶里两三天就能开。成都自古以梅花著称，陆游曾经回忆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如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”。虽然科学家验证说梅花散发出的香味里含有毒化学物质苯甲醛，不建议把梅花放在家里观赏，至少也要搁在空气流通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上千年来把梅花拿来插瓶的、送人的那些诗人都中过一点毒。

可惜，现在成都的窄巷子已经改造成热闹的旅游景区，各条日益宽阔的马路上也挤满了小汽车，那样的卖花人大概快没有了吧。

野草

远望

每一株野草有它的学名——苜蓿、狗尾草、马唐、小毛蕨等，但是当一大片草集中出现在面前的时候，我和多数人一样不在乎具体每种草的名字，它们就是野草，无以命名的、赤裸裸的存在。开丰

野草是绿色的，尽管程度有浓绿、浅黄等差别。它们杂乱地一起显露、呈现，就像群众一下子走到街巷、广场上狂欢一样。

身前的野草比人矮，逐渐地，最远方的野草却和天地交接，于是，它们就成为一种可以俯视的无穷，一种可以观望的未知之境。

不像花，那种炫目的色彩诱惑人命名它、辨认它；而草，数千万、亿万的草，简单地称为野草就够了。丛生的野草不是聚集于某一中心挺立、绽放，而是弥漫于天地之间的繁茂生命，没有事先确定的线索，没有合理的距离，没有规定的连接，将我们带向大地的尽头，带向弥散性的空间。

野草生长、枯黄、掉落，每年一度的生长周期维系着连贯的时间韵律和自然秩序，同时又以整体的蔓延之势、无尽之形构成全部的印象。这是一种不断建构-瓦解的双重运动。在时间流动中，铺陈的丛丛野草持续以间断-叠印的形式干扰、瓦解空间领域的规整性，既带来压抑，又鼓动逃逸。

当有一棵树、一块石头或者一个人立在那里时，野草就成为一种对应的存在，低矮、却无限地蔓延着的、纵向的力量和向四周扩散的平面之间形成的张力在拉锯。

当你完全立足于草中央，视线向下，构成这些草的是各种短促的线条，冲动地、飘荡地、散乱地，组合成不规则的、连续性的、丛聚的野性生命力。鞋淹没在草中，有一点点小的担心，但还未完全迷失。不像钻入比人高的芦苇丛、树林中那样，完全进入到一群植物的内部，被裹挟在未知中。站立在草中央只是个小冒险，局部的介入、局部的对抗、局部的践踏、局部的危险。开丰

会有道路出现在草地的远端、裂口和边缘。“路”是人类文明和秩序的象征物，也是一种沟通的桥梁，从此到彼的穿越通道。这是没有露面的人的行为的结果，来自权力和知识的作用，有直接的目的，有明确的连接点，有受到控制的边界，于是乎，野草的蔓延、发散，野性的能量与人为道路延伸、穿越的能量的交感、竞争构造出了远望的抒情体验。

道路引导我们的目光伸向远方，而草丛将目光再度带回这一“场所”的深处，让我们矛盾、迷惘，只能驻足此时此刻。

（《花与树的人文之旅》 周文翰/著 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