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屈原屈灵均先生。关于屈原的故事，一代代的文化人都在歌吟，最早的当推贾谊，他在屈原沉江自尽百年之后，为长沙王太傅时，“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”（司马迁语）。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篇纪念屈原的文字。屈原沉江死后，留下《怀沙》之赋，他的弟子们如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，吟诵此赋时肯定会百感交集，之后以他们的才华，肯定又会悼念一番自己的宗师。因手头资料不全，我不敢说历史上没有这些文字，但起码司马迁没有录入他的《史记》，此奇书被鲁迅先生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可见在先生心目中，是把司马迁认作屈原的传人的。

司马迁却不这样认定，他将贾谊与屈原合为列传第二十四，如果按照编辑意图来解释，屈贾当为同气相应，同声相求的“同志”。

吃粽子的事，似乎更晚一些，因为屈原五月初五沉汨罗江后，当时哀悼他的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奠，直到汉建武中，也就是五百年后，长沙一位叫区回的人白日见到一位自称三闾大夫的人，告诉他以后有馈赠食物，“可以练树叶塞上，以五色丝转缚之，此物蛟龙所惮。”粽子的典故，盖出于此传说。

粽子自然很好吃，可是贾谊时代还没开始，他是年轻的才子，让汉文帝都佩服。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于是贾谊与屈原的命运相似，贬为长沙王太傅。赢咖1娱乐平台

当时的长沙不同于今日之长沙，不久前我走长沙，参观岳麓书院，拜谒爱晚亭，顺便还观看了“老太婆”，即“马王堆汉墓”中的女尸，感到历史一下子逼近了两千年。及出得门来，看到如今生机勃勃的长沙城，感到历史的长沙与现实的长沙已然叠映，而现实中的长沙更雄奇，也更俊伟。

历史中，不，只说贾谊时代的长沙是何等模样，仅凭一个典故即可了解，此典为“长沙不足舞”，说的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，因为母亲身份低微，所以封给他的是边远潮湿而贫瘠的长沙，后来刘发回朝廷拜见父王景帝，大家都拜舞祝寿，大开大合，刘发这小子却只略略动动袖子、举举手，别人都笑他笨，景帝问他，他却说出一番智商极高的话来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景帝一听明白了，加封他武陵、零陵、桂阳三郡之地。

刘发以形体语言发牢骚，拓宽了自己的领地。故后人李白诗云：“定王垂舞袖，地窄不回身”；苏东坡亦有句曰：“愿得唐儿舞一曲，莫嫌国小向长沙”。可见贾谊时代的长沙，大概近似于如今的“老、少、边、穷”地区，是需要“希望工程”的大力救助帮忙的。

屈原与贾谊，照现今的解释，都属于“高知”，或是“名士”“名流”。因志行高洁，不肯同流合污，采取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人生态度，故而留下了千古佳话。当然二人略有区别，譬如贾谊的生命态度，似较屈原为消极，他对生与死的观点，是“乘流则逝兮，得坻则止；纵躯委命兮，不私与己。”仍然是庄子的观点：劳我以生，休我以死。死亡是最彻底的休息。屈原则固执、认真得多，否则何以留下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名句？二人不同的生死观，注定屈原自沉汨罗江，贾谊则因为所辅的梁王坠马死后，自我谴责到“常哭泣”的地步，伤心而亡。死时仅三十二岁。赢咖1娱乐平台

若干年前我曾撰一文，说到诗歌界若供祖师牌位，照我个人意见，有三人即可。中立者为屈原夫子，李白、苏东坡佐之，道理很单纯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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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忧国爱民，一死谢天下；

李白豪迈俊朗，诗才倾天下；

东坡乐观幽默，一笑动天下。

屈原能为诗坛祖师爷，贾谊则差之远矣。我的这一观点司马迁断然不能同意，他喜欢屈原，也偏爱甚至同情贾谊，大概贾谊的命运与他自己有相似之处，是谓“同病相怜”，怪不得司马公。

屈原留下粽子和龙舟，贾谊留下《鵩鸟赋》，以及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的郁郁不得志的典故，司马迁留下的则是伟大的《史记》。若论古人“三立”说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他们都仅有“二立”，即立德与立言，但这又是一种何等的胸襟与气度，尤其屈原与司马迁之间心意的交流沟通，实在让人佩服。曾有元人张养浩写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曲牌，尾句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现已列入中学生语文课本，若追究细想，这八个字，又是一部何等简练的《史记》！赢咖1娱乐平台

这也回答了屈原为什么高于贾谊的问题。楚人以米投江祭奠屈原的因由，不正是他的执著、他的热情直至忠诚和博爱吗？

于是用人心如镜来解释这一切，便昭然若揭了，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古今，这个“史镜”，说到底，还是“人心为镜”的折射，因为历史毕竟是由人来书写、编纂的。